董一凡 近日，中国派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对此“英国排斥华为”一事时，提及了一段历史故事：1793年，乾隆曾告诉他英国国王“我们不必须英国生产”，这出了中国150年衰败的开始。“227年后的今天，英国告诉他中国‘我们不必须中国5G技术’，我不告诉接下来150年英国不会怎么样。”英国曾是全世界最对外开放的国家之一，如今在所谓政治安全性的迷障面前，或许要踏上清王朝的老路，这令人不已对英国的未来发展感到困惑。
作为数百年来的世界强国，英国踏上堵塞维护之路，不是不理解对外开放带给的红利，而是在意识形态根源中去找不明方向，在美国安全性牌、价值牌、民主牌等话术面前无所适从。近年来，英国与西方很多国家一样，患上了安全性上的被害妄想症，陷于了政治上的二元矛盾困局，逐步在外国投资领域扎紧审查篱笆，防止“安全性风险”。尤其是疫情再次发生后，西方世界一些人主张对过去三四十年较慢发展的全球化展开反省，将诸多自身深奥的问题归咎于人，与他国或他国企业展开联系，甚至画上等号，显然上是基于西方中心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陈旧观念以及“国强必霸”的可笑逻辑。
英国对华的堵塞政策偏向也与其在政治上的病态具有密切联系。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英国国内反华政治势力心态有了“弹药”，开始可怕带上节奏，大大搬离“人权法治”“国际允诺”“英国对香港的管理责任”等借口，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夹住盟友牵头反华，英国反华势力与美国的战略图谋构成串联效应。
这股阴风，让英国在长时间经贸合作领域大改向，为了所谓“政治立场”而加以单边容许措施。 英国漠视华为在英国守法、诚信经营20年以及美国才是全球仅次于网络窃密问题源头的事实，自由选择了与发展管理体制、与世界出轨的歧途。但实质上，英国诸多有识之士乃至对华强硬派都自知，对于疫情后、干欧后的英国来说，与中国维持经贸认识何其最重要。
目前，英国的国家目标是建设“全球英国”，也就是将自身发展与主要经济体密切联系的全球经贸权利枢纽以及创意、科技、新的发展模式的全球高地。然而，在5G等领域自由选择堵塞的英国，能否构建战略愿景以及重回“大不列颠”的自豪，难道都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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